《茶葉與帝國：口味如何塑造現代世界》 導論薩里郡的軍人茶會
1941年11月底的一個寒冷的周五夜晚，一位不知名的攝影師捕捉到一個安靜時刻，當時一群印度士兵來到薩里郡的沃金(Woking)，正在休息、祈禱和喝茶。在英格蘭南部的這個不起眼的小鎮(zhèn)上，這些男人和當地居民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一直抵抗著納粹德國及其盟友。德國已經把倫敦的各個街區(qū)炸成了廢墟，并征服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qū)，還入侵了蘇聯，而日本也即將襲擊珍珠港。雖然戰(zhàn)況在此時看起來非常無望，但英國并非在孤軍奮戰(zhàn)。1941年，英國并不是一個島國，而是一個跨國性的帝國，有能力整編和支持一架龐大的軍事機器。無數男男女女從印度次大陸、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帝國的其他地區(qū)集結過來，參與這場戰(zhàn)爭。美國已經開始提供資金、彈藥和補給，用于打擊軸心國。1941年，在戰(zhàn)爭中支撐著這個國家的是千百萬民眾和大量的茶葉。20世紀的大不列顛與包括德國、日本和蘇聯在內的其他很多民族國家一樣，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創(chuàng)造物。它與多重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歷史無法從中割裂開來，無論在戰(zhàn)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都是如此。《茶葉與帝國》(A Thirst for Empire)通過追蹤從加拿大西部延伸到印度東部的茶葉帝國的興衰，向讀者揭示了把現代“全球”世界編織到一起，繼而又撕裂開來的信仰體系、身份、利益、政治和多種多樣的活動。
如果我們花時間仔細研究這張軍人茶會的照片，我們會發(fā)現一個多層次的、在種族和社交方面都呈獻出多元化特征的社會，這一點在當代政治和公開辯論中經常被輕易忽略。雖然這張照片看起來可能拍攝于伊斯蘭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但其實這個茶會發(fā)生在沃金的沙賈汗(Shah Jahan)清真寺前。沃金是一個中等規(guī)模的英國城鎮(zhèn)，位于倫敦西南約30英里。沙賈汗清真寺于1889年開放，是一座印度撒拉遜(Indo-Saracenic)風格的建筑，也是大不列顛乃至歐洲北部最古老的專門建造的清真寺。2盡管面積較小，這座清真寺卻迅速成為一個重要場所，發(fā)揮著宗教崇拜地點和社交中心的作用。它的歷史告訴我們，19世紀80年代的移民和文化交流與現在一樣普遍。英國建筑師W. L. 錢伯斯(W. L. Chambers)設計了這座建筑，海得拉巴(Hyderabad)土邦的尼扎姆(Nizam)出資買下建寺用地。博帕爾(Bhopal)土邦女王沙賈汗和一些穆斯林捐款者為建造工程提供資金。1840年出生在布達佩斯猶太家庭的杰出語言學家戈特利布·威廉·萊特納(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博士啟動了這個項目，并監(jiān)督了工程。萊特納入了英國國籍，曾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精通近50種語言，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期間當過翻譯，去土耳其留過學，并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23歲就成為倫敦國王學院的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法學教授。之后他移居英屬印度，于1864年成為拉合爾新政府學院的院長，并在建造這座清真寺之前，為印度和英國的幾個文學與教育項目做出了貢獻。我們的世界在種族、宗教和社會方面充滿緊張關系，知識分子也爭論不休，我并不想把這一切浪漫化，不過我們需要承認這段歷史。
承認這段歷史的途徑之一是重新審視一下這張軍人茶會的照片。那座清真寺是英國過去稱霸全球的實體見證，把流動食堂推到薩里的基督教青年會志愿者亦然，還有他們所服務的軍人，以及在幕后生產并銷售茶葉的企業(yè)、種植園主、政治家和工人乃至這種帝國產品的交易市場，他們都是這樣的見證。這本書講述的正是他們的故事。這些軍人喝的茶主要種植于印度和錫蘭，英屬非洲殖民地也有。茶葉種植園主及其推廣者首先鼓勵基督教青年會和其他類似機構生產、儲存和駕駛數以百計的茶車，為有需求的人提供服務。戰(zhàn)爭期間，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如此辛苦地在薩里工作，為印度軍人供應茶水?簡單地說，茶能夠激勵、安慰士兵和鼓舞士氣，許多英國人都能輕易理解這一點?！安钁撌沁@個享有特權的性別特別喜愛的飲料?！焙＼娚蠈⒚⒌傥乃?Mountevans)勛爵回憶說，但隨后他沉思片刻，說，“相信我，在我們這里服役的所有男人都變成了嗜茶者，特別是在民防系統(tǒng)。它給了我們勇氣和那種親熱感，從而使我們不遺余力地幫助我們的同胞。”對我們之間喝含咖啡因飲料的人來說，他們似乎很自然地認為好茶會緩解疲勞、改善虛弱，幾乎不可能想到有那么一段時間有人會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然而，這些回憶和薩里的軍人茶會就是商業(yè)宣傳的例子，它們表明殖民地茶產業(yè)幾乎滲透到盟軍訓練、戰(zhàn)斗或備戰(zhàn)的方方面面。
中英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
1942年，在隆美爾“迎頭痛擊”了第八軍并奪取了利比亞的托卜魯克(Tobruk)之后，一名曾經照顧過傷員的護士回憶道，盡管那些男人幾乎都說不出話來，但他們要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一杯茶。埃及國家廣播電臺的一檔節(jié)目在對軍醫(yī)院的專題報道中承認，公共生活中茶無處不在這一現象實際上是商業(yè)宣傳所致，但這并沒有降低茶葉的魅力。在談到照顧軍人時，這位護士在節(jié)目中評論說，“他們很多人當然遭受著失血過多和驚嚇的折磨”，但他們一定會康復的，因為“陸軍醫(yī)療機構發(fā)現熱甜茶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幫助他們振奮精神、恢復體力，非常有價值”。這位講話者繼續(xù)說：“這好像廣告用語‘茶葉讓你精神煥發(fā)’的戰(zhàn)場改編版一樣，但它就是這樣神奇，我被告知茶必須要‘熱的’，并且‘必須’是‘甜的’?！标戃娽t(yī)療機構的指令聽起來很像廣告用語這一評論很恰當。由于英國和荷蘭的茶葉種植園主已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場用這種方式宣傳了幾十年，“茶葉讓你精神煥發(fā)”的口號已經成了流行用語。戰(zhàn)爭期間，這種現象也沒有減少。舉幾個例子，戰(zhàn)爭期間，茶產業(yè)的公關機構拍攝了與茶葉和“國防”有關的電影，并在塞得港旋轉俱樂部(Port Said Rotary Club)、開羅警察學校和無數其他場合教人們沏一壺好茶的“正確”方法。它發(fā)放成堆的海報，宣稱“好茶給人帶來健康”。一位行業(yè)領袖在1942年3月解釋說，雖然日本占領荷屬東印度群島，切斷了來自爪哇和蘇門答臘的茶葉供應，但是茶葉正在反擊。他所指的不是阿薩姆茶園工人的曲折經歷，他們那時正被征召修建道路，以保衛(wèi)印度，此舉被寄望于從日本人手里重新奪回緬甸。他其實是在描述種植園主為了讓人們意識到“茶葉在世界各地的戰(zhàn)爭中發(fā)揮著巨大作用”，已經在公關方面斥巨資。為了給大英帝國的茶產業(yè)創(chuàng)造出世界市場，種植園主們做出了很多努力，《茶葉與帝國》追溯了這些努力的起源、意義、能夠預見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對此的反對意見。
要研究這段歷史，我們須追溯到20世紀以前，因為這類宣傳背后的觀念幾乎和茶葉本身一樣古老。雖然這種植物的起源仍然不明確，但考古學家最近在中國西部發(fā)現了具有2100 多年歷史的茶葉，這證明早在任何有關它的存在的文字記載或先前的考古證據之前，人類已在以某種方式飲用茶葉了。學者無疑將深入研究埋在皇帝墳墓中的茶葉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我們知道，德國科學家弗里德利布·榮格(Friedlieb Runge)于1819年在茶葉中發(fā)現了咖啡因，而中國人早在此前數百年就了解到茶葉具有振奮作用。有一種植物被西方科學家稱為野茶樹(Camellia sinensis)，幾乎所有用其樹葉制作飲品的文化都承認它能消除睡意，很多人認為它可以治療頭痛、便秘和其他更嚴重的疾病。由于有這些好處，加之它所含的咖啡因有輕微的生理與心理致癮性，茶葉牢牢抓住了它的飲用者，但還有其他很多攝取咖啡因的方法，而人們通常沒有咖啡因也能愉快地生活。在毒品、酒、食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成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不能解釋個體或社會差異、多樣的烹制方式、變化無常的偏好或品牌忠誠度這些問題。經濟學肯定發(fā)揮了作用，但盡管所有的東西都是平等的，消費者在購買、準備、攝取和考量食品和飲料時，仍會做出無數受文化、社會和政治的影響的選擇，即使對于那些具有致癮性的食品和飲料也是如此。社會和商業(yè)界將茶葉和類似商品引入無數人的日常生活和很多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化學、生物學和經濟學根本無法對其造成決定性影響。
茶樹版畫 創(chuàng)作于1794年
盡管總會有人不喜歡茶的味道，甚至把茶說成是毒藥、浪費金錢和危險的舶來品，但實際上幾乎每一種與茶葉接觸的文化都將其描述為一種文明開化的象征，認為它能帶來一種節(jié)制的愉悅感。1000多年前，這樣的觀點首先出現在中國;而在17、18世紀，歐洲的學者、商人和傳教士解讀并重構了中國人關于茶葉(及類似商品)的思想，并將其轉化為歐洲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有一種早期現代社會思想認為，消費和對外貿易是創(chuàng)造文明和社會和諧的積極力量，茶葉的擁護者將其吸收進來，辯稱茶葉平衡了經濟，并培養(yǎng)出健康和有適度自制力的消費者。將茶葉視為文明力量，這種觀念對茶葉消費的成敗至關重要。大眾營銷者推動著我們多買、多吃、瘋狂購物，我們經常認為節(jié)制是對這種營銷的反抗。然而，這完全是一種對節(jié)制與消費之關系的非常當代的理解。節(jié)制并不排斥物質世界，它發(fā)展出一種消費的道德觀，一邊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費行為，一邊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費行為。因此，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看到的，19世紀的跨國禁酒運動改變了食品和飲料產業(yè)，促進了現代飲食的產生，并將消費主義合法化為一種積極的社會力量。
甚至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當消費者開始更青睞咖啡時，一名美國商人公開表明：
沒有其他農作物能像它這樣刺激地球上最遙遠的地區(qū)進行交流，也沒有任何其他與它利潤相當的飲品在口味上如此受到更文明的國家的歡迎，或是成為這樣一種舒適的源泉，成為節(jié)制、健康和快樂的手段;而其他任何飲品是否具有同樣使人恢復健康的能力和刺激人類心智官能的作用，這本身就是令人懷疑的。
這位商人描述茶葉時，把19世紀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認為商業(yè)是文明教化的媒介—應用到了特定的商品上。然而，這樣的想法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日本出生的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東方部部長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o)于1906年出版了《茶之書》(The Book of Tea)，這本英語史書篇幅不長，卻廣為流傳，它贊揚了作者所謂的“人情之杯”(Cup of humanity)。岡倉天心相信，“茶葉的哲學”不僅僅是美學方面的：
它同時表達了我們對于人類與自然乃至道德與宗教的全部觀點。它是衛(wèi)生的，因為它對清潔有強制性的要求;它是經濟的，因為它表現出簡單的舒適，而非繁雜和昂貴;它是符合道德幾何學的，因為它定義了我們對宇宙的主次觀念。它使其全部擁護者都擁有貴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東方民主的真正精神。
見多識廣的岡倉天心游歷廣泛，但最終在美國定居，并融入以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夫人為中心的富人藝術圈。正是在芬威園(Fenway Court)的加德納家中，岡倉天心首次公開宣讀了他的茶葉史著作，并鼓勵美國富裕階層吸收日本文化。在無數的歷史著作中，岡倉天心撰寫的茶葉史就像外交官，為東方和西方、窮人和富人架起溝通的橋梁。
幾乎就在岡倉天心撰寫他那本史書的同一時期，印度茶葉種植園主提出，真正的民主、健康和文明的茶葉不是來自日本或中國，而是來自大英帝國。例如，1914年10月，致力于推廣印度茶葉的宣傳員之一A.E. 杜謝恩(A. E. Duchesne) 在《箭囊》(The Quiver)雜志上發(fā)表《茶葉與禁酒》(“Tea and Temperance”)一文。杜謝恩把它發(fā)表在這個非宗派的福音派雜志上很合適，該雜志由約翰·卡塞爾(John Cassell)創(chuàng)立，此人是一位禁酒改革家，也是茶葉和咖啡商，并創(chuàng)立了一家重要的出版社。這些社交關系確保了茶葉與“大英帝國性”(Britishness)和英國的文明使命有了密切關聯。這篇文章重申了茶葉作為“禁酒改革家最有價值的盟友” 喚醒了英國國民這句格言。杜謝恩寫道，茶葉已經使狄更斯時代的“醉醺醺的護士和貪杯的馬車夫”不復存在，使商人不必再“端著酒杯談生意”，并且打破了“醉酒是英國男子漢氣概的考驗和證據”這種看法。這種熱飲喚起了“關于家庭的愉快聯想…… 童年的天真、母親的神圣、妻子的愛、優(yōu)雅女性的魅力”，并借此以一種積極的方式賦予20世紀的英國一種女性化特質。這種簡樸的商品沒有“庸俗”“粗暴”和“淫穢”的屬性，是“文明的一個因素”。此外，喝茶是一種民主的習慣，“時尚女士”“商人”“職員和打字員”“工廠工人、辛苦的女裁縫和洗衣婦、苦力和軍人”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它。經歷了戰(zhàn)爭年代的蹂躪之后，這種居家的“大英帝國性”尤其受到人們的贊賞，不過茶葉的倡導者自17世紀以來就一直在推動這種故事元素了。
然而，茶葉在1914年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象征。它在一個關乎商業(yè)和基督教、民主、文明和帝國的故事中居于主角地位。表面上看來，杜謝恩和岡倉天心的文章十分相似，但事實上，岡倉天心認為茶葉是東方文明的一個范例，而杜謝恩則認為，正是“我們在印度的英國種植園主的活力和商業(yè)能力”把這種“富人的奢侈品”轉變成“窮人的日常飲料”，而中國農民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杜謝恩指出，英國的帝國主義使大眾消費和文明傳播得以實現。事實上，是中國農民和國際商業(yè)社會培育出了在維多利亞時代極受歡迎的中國茶葉，而在19世紀末以前，大多數英國人還沒喝過，甚至沒聽說過他們帝國的茶葉。按照杜謝恩的解釋，茶葉使帝國主義合法化了。帝國的批判者也提出相同的觀點，并指出茶葉并不是緩和人民與國家間關系的外交官，而是小偷或強盜，為了西方利益而盜取東方財富。
對于茶葉的歷史作用，人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有不同的解讀，其分歧在于他們對茶葉在全球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影響所持的態(tài)度不同，但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把茶葉當作闡釋人性和全球關系的一種手段。人文主義者傾向于使用一種比較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很多不同的人作為消費者參與其中共同享樂。這種解讀方法通常強調消費者的儀式和體驗，而非勞動和不平衡的利潤。例如，那些創(chuàng)造我們的全球經濟并書寫其歷史的人，往往把消費主義贊頌為人類的普遍特質，卻用商品來強化不平等和差異。相比之下，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模式往往強調基于種植園的殖民地經濟的不平等，以及它的環(huán)境和人力成本。雖然學術史更普遍地落入后者的范疇，但這兩個模式都已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并被用來闡釋全球性的關聯和比較，揭示文化、經濟和政治史的交匯。我也把茶葉當作書寫全球化歷史的手段，但我并不認定全球化過程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發(fā)生的，也不認為它帶來了更多的平等或者同質化。
茶葉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商品之一。幾個世紀以來，種植、銷售茶葉所帶來的收益為戰(zhàn)爭提供了資金，推動了殖民活動，而茶葉的栽種也在土地使用、勞動力制度、市場運作和社會等級制度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至今尚存。本書以歷史的眼光深入審視了男男女女是如何通過在歐洲、亞洲、北美洲和非洲的茶產業(yè)來改變全球的口味和習慣的。
作者埃麗卡?拉帕波特在本書中指出，17—20世紀，茶產業(yè)與大英帝國的邊界是重疊的，但從未完全一致。她還強調了使大英帝國能夠主導但從未完全控制全球茶葉的生產、貿易和消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她還深入研究了歐洲人是如何接受、挪用和改變中國茶文化，以在英國及其他全球市場建立廣泛的茶葉需求，并在南亞和非洲建立種植園經濟的。茶產業(yè)是最早的殖民產業(yè)之一，商人、種植者、推廣者和零售商利用帝國資源為全球廣告和政治游說買單。茶葉激發(fā)出的商業(yè)模式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對理解政治和宣傳如何影響國際經濟至關重要。
來源：茶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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